4、西湖小聚1990年10月,三毛再返大陆,在上海新锦江宾馆向倪老发出电报邀请,并托漫画家张乐平之子给倪竹青拍电报,倪老收到电报后来不及打点行装,第二天一早就与夫人童素雅一起赶往杭州花家山宾馆。花家山宾馆就在西湖边上,金秋十月,这里丹桂飘香,风景如画。倪先生和夫人赶到时,三毛推掉应酬与叔叔婶婶欢快晤谈,次日又相偕漫步街头,荡舟西湖,合影留念。那次相见倪老和夫人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与三毛共处了三天,分别时刻,眷念之情悄悄地涌起。多愁善感的三毛却不敢与叔叔婶婶告别,她担心分离的场面太伤感会令叔叔婶婶难过,干脆躲在宾馆没有出来。倪先生返家后两天,又收到了三毛自宾馆寄来的信。信上说:“匆匆相聚又是别离,这次能够相见,已属人生极大幸福,只是辛苦叔婶舟车劳苦,心中实在不忍……人生能有此三日已是三生有幸”(1989年10月14日信)。对于杭州分开时没有告别,三毛也在信中有交代“也只有当叔婶是自己人,所以分别当日没有起床相送,这中间躲藏着另一个苦心,便是要节省眼泪,这一点叔婶看出来了吗?看似不送无情,内中藏着更深的感情而不再表示,我们真是一家人了”(1989年11月14日信)三毛的确把竹青叔叔当作了自己人,因为竹青叔叔的豁达大气为任性而带了点偏执的三毛提供了一个肆意驰骋的平台,竹青叔叔能够最大程度地理解她、包容她、爱护她。三毛看中竹青叔叔的老箱子而且要千里迢迢的带到台湾去,这在别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竹青叔叔却非常理解并且豪不犹豫立即就答应,三毛喜欢竹青叔叔的字画,哪张要那张立马就可以收。在竹青叔叔的眼里,三毛就象自己的女儿一样受到娇宠和爱护。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象竹青叔叔那样包容和理解三毛,失去荷西以后的三毛其内心始终充满了孤独感和悲剧意识,这种孤独感和微带病态的情感又逐渐转变成她独立特行的个性和坚守的自我意识,她想要的东西就马上要得到,得不到就生气。三毛在大陆参观时,有一次看到大厅挂着幅名家画作非常欢喜,就说要把这幅画送给她,陪同的接待者做不了主没有同意,三毛竟然屁股一扭马上离开,说是再也不会光临此地。有一次,大家在饭店陪三毛用餐,送菜的小姐报出一个“鸳鸯”菜的名字,三毛突然触景生情,痛哭流涕,令在场者不知所措。而竹青叔叔却不同了,竹青叔叔完全理解一个人生活的三毛其复杂的情感世界。三毛在1990年6月30日写给竹青的信中就这样说:“我一生最弱的就是一个情字。物质上我可以很苦,但精神上非常需要温暖。所以人一冷淡我,如是我心中在意的人,我就痛苦。”竹青叔叔理解三毛的精神需求,所以三毛提出的要求,只要做得到竹青从不回绝。三毛的来信竹青叔总是每信必复,而且从不拖沓。而三毛也是把竹青叔真正当做了自己人,什么事情都不隐瞒,正象三毛说的那样“我一生也没有跟任何人写过这么多的信……给青叔写信等于休息脑筋,自然而然就写出来了,其中不必思考文笔。”“现在对青叔有两种感情,一是家族关系……另一是书画知己……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相思之味十分复杂……”(1989年7月13日信)“叔叔,你的画稿爸说要留下来传家,竹青是我们的家人。”“叔叔来信现在都有存档,不会失落,绝对不跟大批文件混杂。”(1989年9月12日信)三毛与竹青叔自第一封信开始几乎每个月都要通两封信,两年多点时间竹青已经积累了四五十封三毛的来信,跟三毛一样,竹青叔也把三毛的来信编了号登了记,而且有些重要的内容竹青都做了摘抄。
三毛访问大陆返台以后,因为腰椎和手臂的疼痛而无法写字 ,但是三毛是个工作狂,加之每天有三毛迷的大量来信,三毛每天要回函17封以上,后因重病加外伤,医生叫她“从此不可伏案”才慢慢减少。但是三毛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于生命中她认为重要的人是绝对不会草率行事的,对年逾古稀的倪竹青叔叔三毛总是来鸿不断。即使病中也不例外。她在信中诉述自己的写作、生活、健康等情况。倒是倪先生考虑到三毛的病情,怕她回信伤神,有时回信稍迟,她便来信催问。
三毛给竹青叔说“自去年别后,我不但身体受伤,心灵也曾受伤,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已十分淡然豁达”。三毛所说的心灵受伤竹青叔认为就是指她编写的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受到莫须有的非难指责,使她有口莫辩。她寄给倪老1990年12月17日——23日的《新新闻周刊》上写了这么几句话:“电影得了8项大奖,其中“最佳原作剧本”奖落选。(最大奖“最佳剧情片”仍被我们得来)这其中落选的原因也很明白了。我还是伤心难禁。叔叔,我是被牺牲的。”三毛编写《滚滚红尘》时身体特别虚弱,那是她重伤断骨刺破肺膜出血3000CC被抢救过来刚刚月余却强忍伤痛奋笔疾书写出来的,医生曾要求她至少半年不能工作,而她术后一月却玩命地接了编剧任务,这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三毛那时给倪老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叔叔我是要早死的,因我透支生命太多,养养病,结果变成疯狂大工作。这种剧本一年只可一次,比写作又累了太多太多。”
三毛是个工作起来不要命的人,为了写《我的宝贝》,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七天七夜只喝水吃饼干,没有碰过米饭。竹青叔叔得知后写信去要她一定保重自己的身体,切不可为了写作而忘记一切。三毛对待工作的玩命态度使竹青叔叔深感担忧,每封信上几乎都要反反复复强调几次一定要三毛注意自己的身体,切不可亏待自己。
竹青认为三毛是一个敞开心灵的人,她感情丰富、心地善良,她不会隐蔽自己,她爱大地、爱自然、爱父母、爱丈夫、爱人间的一切。不管走到哪里,给热爱她的读者签名是三毛的必修功课。虽然三毛写字手臂疼,可她最终还是不忍心读者的等待。结果一开签,便没完没了。到了晚上吃饭时,手都端不平杯子。三毛曾请竹青叔题写“侠骨柔情”四字,倪竹青遂用嵌字诗加以形象发挥。诗曰:“侠义襟怀堪自怡,骨奇气灏意难羁;柔肠淘尽千江水,情系文坛志不移。”三毛收到竹青叔的题字如获至宝,把它悬挂室内,时不时地欣赏品位,她与倪老的深情厚谊由此可见一斑。竹青叔叔被三毛视为“至高无上的人。叔叔的书画艺术使我看得发痴”;竹青对三毛的印象和评价是:“三毛为人正直、豪爽、热情、温柔。” “侠骨柔情”是对三毛人生最好的总结和概括。
5、亲情难寄
三毛第一次大陆行返台之后,对于台独,忿忿不平,她十分担心祖国分裂,坚决主张统一。1989年7月18日,她在给竹青叔叔的信中,写道: “……我已有23年不住此地,对于现在台湾人要求独立这种政治主张,心中也有不平……我在国外不想住了(外国比台湾便宜),大陆我想回去6次,再作决定。人说三思而后行, 我是六行便下决心。”其实没有“六行”,三毛三行还未结束时,便已经下定了“余生要在祖国大陆度过”的决心,并且还说:“如果我要再结婚,我希望找一位大陆的中国人。”
关于一个中国的认同,三毛历来毫不含糊。她说她血管里流淌着中华民族的鲜血,她是中华儿女 。当她看到大陆出版的她的著作,特意注明“台湾三毛”,她非常反感,气愤地说:“我最反对在书上注明'台湾三毛'。如果要注,就写'中国三毛'不好吗?”一棵小草,可以让人读懂春天。三毛对祖国的爱对家乡的爱可以让人看到三毛的中国心。
三毛是属于中国的,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都喜欢这个纯真率直、爱憎分明的女儿。三毛对祖国大陆的认识也是逐渐加深的。她毕竟离开祖国已经40年了。
三毛第二次大陆行返回台湾后,她在1990年6月11日写给竹青叔叔的信中说:“我预备回大陆去住住了,3年内当决定,看台局势。”“中国太神秘太丰富了,就算不是中国人,也会很喜欢住在这里。”她还说:“大陆是根,不能割舍,任何因素也割不断对中国的热爱,这是血缘,改变不了的。”她从内心希望海峡两岸早日统一,并为之奔走呼吁。三毛写的《橄榄树》我们已经唱了很多年,这是世界各地的华人几乎都会唱的歌。但是就是这首脍炙人口的《橄榄树》曾在台湾被禁唱了十几年,因为当时台湾当局认为歌词中有一句“我的故乡在远方”,说这“远方”指的就是中国大陆。连《橄榄树》都被禁唱,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更在禁唱之列了。
三毛在大陆访问时告诉叔叔自己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事情:那是台湾开放对大陆探亲前的1985年,三毛在一个几千人参加的演讲会上唱了《义勇军进行曲》。三毛是在台湾第一个把《义勇军进行曲》公开唱出来的。当时台下青年学生和文学界的人多,三毛讲着讲着,就问大家:“你们是中国人,知道中国的国歌是什么吗?”下面一片茫然,有人说不知道,一辈子也没听过。三毛说调子也没听过吗,下面仍然摇头,这样三毛就了唱起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唱后台下一片肃静,许多人替三毛担心。但是三毛并没有害怕。三毛敢唱,倒不是什么政治心理。她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走单杠,喜欢跑悬崖,就这么个人。会场上静默了两三分钟,主持人跑过来,叫三毛另外换个话题才改变了这种气氛。回家后,三毛一直在等官方对这件事的表态,结果他们没有理睬三毛。三天后,从报馆里来了一封事务信 ,是位老先生写的。他在信中说:“三毛,我知道你胆子很大,但这种事以后还是不要再多做了……”
三毛在国外生活了二十多年,她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从来没有失去那颗炽热而赤诚的中国心。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的三毛游历过50多个国家,但是她的根始终在中国。因此到了舟山,三毛才觉得自己的灵魂真正有了归依,她觉得自己真正成了个小沙女,她还想用“小沙女”做自己的笔名。三毛与倪竹青非亲非眷,只不过这两根都生在舟山,加上小时候相处在一起的记忆,以作家的深厚感情与博大胸怀,把爱乡土爱乡人融为一体了。
三毛来大陆访问以后,对祖国的爱更浓更深。“我回来后没有写作,心情上十分寂寞,因我返台之后,只想对人讲大陆。一天到晚大陆大陆……”“此次回乡之后,乡愁更深,最想念的是故乡,更加魂牵梦萦。我在台湾生活了3年,在国外22年,从来没有如此爱恋一片土地像中国。这种民族情感,是没有办法从我心中拿去的……我有半生根本不住在台湾,好似我是个洋里洋派的人 ,其实对于中国,我的爱,比任何人都深。……我还是要表明一下:我爱中国。只要可以来,我都要再来。这个爱是永不改的。”“我的余生要在中国大陆度过。我要熟悉这片土地,写作出超过我所有书的作品来。”三毛对祖国、对民族的爱是由衷地发自心灵深处的。她在家乡探亲时所说的“只认土地 ,不认旗帜”的话,就是发自她灵魂深处的自然之语,是纯真、纯情的三毛的心灵之语。但是,三毛的中国心并没有在台湾得到响应和支持,三毛赤诚的爱国情怀,三毛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民族情感,很可能会招惹一些人或者一种势力。三毛花了巨大心血写成的一生中唯一的一部电影剧本《滚滚红尘》,获得了1990年台湾电影金马奖的八项大奖,却惟独没有三毛的“编剧奖”,三毛认为这是台湾电影界有人在故意捉弄她。她在给倪竹青的信中说:“不到一个月满,我躺在沙发上动脑了,现在受伤二个月半,一部一百十分钟的电影被我编了出来,接近编了600场以上,再删、再连、再组合,成为79场。这中间是一天十六个小时工作,有时与导演吃面条、咸蛋,有时吃稀饭、皮蛋,狂热地带病工作,实在是意志力在支撑。现在剧本已告一段落,我的意志力崩溃了,失眠,起床后就趴在沙发上常常四五小时力竭般不能动。台北雨季又到了,肌肉背痛发作、怕声音、紧张,这都是编剧完成后产生的现象。”
“红”剧编好后很长一段时间,三毛还是不断地带病忙碌,那年9月3日三毛给竹青叔的信中说:“在港四天三夜,吃了十数次饭(有时一夜赶三场饭局)上了五次不同的电视节目,做了十几场被报纸采访,上了四个电台,公开演讲在香港大礼堂,结果人太挤,座位不够叫来了警察。我那四天到深夜三点还有记者在房间里,回来大病一场。”
“红”剧在港台演出后赢得不少赞许,但是不久猛地刮来一股妖风,硬是诬指该剧是“美化汉奸”、“有反政府之嫌”,连续四天在报上以“外行编剧”“时空颠倒”为题对“红”剧大加挞伐,肆意污蔑指责。最后引起侨选立法委员许之远在立院提询,形容该片是“乱七八糟”。这些污蔑文章经由“港九影剧自由总会”传真到台湾,虽不影响“红”剧的参赛资格,但是金马奖最后揭晓时把最佳编剧奖给卡了。竹青认为:一部好的影片,硬和政治问题牵涉在一起,使人有口难辩,这种绝不公平的舆论指责,对一个成名作家的伤害是相当严重的,对三毛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三毛在给竹青的信中这样写道:“电影得了八项大奖,其中最佳原作剧本奖落选,这其中落选的原因也很明白了,我还是伤心难禁,叔叔,我是被牺牲的。”
“滚滚红尘”的英文为“till the end of the woild”(直到世界结束)一生笃信宿命的三毛似乎冥冥之中听到了上帝的召唤。竹青叔也一直认为此事件成为了三毛轻生的导火线,当然令三毛最终下决心的还是那无法承载的病痛压力。